2015年6月7日，在全国高考第一场考试期间，《南方都市报》爆出“记者卧底替考组织参加高考”的消息，顿时舆论哗然。处于风口浪尖的江西省教育厅、江西省教育考试院于当日14时45分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承认存在高考替考情况，并已控制一名疑似替考考生。教育部对此表示高度重视。

    这并不是“高考替考”现象第一次被曝光， 2014年的河南杞县替考案，查实的违规违纪考生165人，其中替考127人，监考老师也参与其中。再比如，甘肃天水高考集体替考案，一共涉及27名考生，山东省阳谷县农业局原副局长、原阳谷县一中教师、天水市第六中学教师等人参与组织，而且还查出几个办理假户籍的民警，协助考生报名的学校校长。

    众所周知，高考是国家最重要的教育考试之一，也被普遍认为是目前最为公平的评价考核制度，“替考”风波引发舆论集体声讨，也体现出民众对此类行为的不满和痛恨，追究组织替考者刑事责任的声音不绝于耳。那么，组织替考行为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?记者卧底替考组织参加高考，是否同样涉嫌犯罪呢?笔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梳理。

   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，组织替考行为本身并不构成犯罪。正在全国人大审议过程中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(草案)》(以下简称《草案》)将“组织考试作弊”行为入刑。《草案》对于“组织考试作弊罪”的规定为：
 
    “在国家规定的考试中，组织考生作弊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;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” “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”

    “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，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、答案的，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。”

    “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，处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”

    也就是说，在刑修九正式颁布实施前，替考行为并不构成刑事犯罪。我国《刑法》第三条规定：“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，依照法律定罪处刑;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，不得定罪处刑。”即通常所说的“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”。因此，尽管“替考行为”侵犯了教育公平权，依据罪刑法定原则，该行为并不能以“组织考试作弊罪”定罪处罚。

    但笔者认为，相关人员在组织“替考”过程中的其他行为，仍可构成行贿罪、受贿罪、诈骗罪、玩忽职守罪、泄露国家机密罪等犯罪。

    例如，家长、教育机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给负责高考的官员以财物，该行为即涉嫌行贿罪;监考人员或出题老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，非法收受考生或家长的财物，该行为即涉嫌受贿罪。

    某些团伙自称掌握高考试题，高价卖与考生或教育机构，其内容如为虚假的，即涉嫌诈骗罪，其内容如为真实的，即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。

    组织替考者为实现以假乱真的目的，会对考生身份信息进行处理和修改，该行为即涉嫌伪造身份证件罪、伪造变造国家公文证件罪等。

    而且，即使在《草案》出台前，尚未被规定为犯罪的组织替考行为，因其有组织性、持续性及有偿性，根据中国的司法习惯，可能以“非法经营罪”、“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”等口袋罪定罪处罚。由此可见，我国《刑法》在打击“组织高考替考”这一类行为时，并非苍白无力，可谓“法条恢恢，疏而不漏”。

    对于替考者与被替考者个人，目前的司法实践为：被替考学生一般不会受到刑事处罚，情节严重的，会被取消高考资格。替考者(枪手)则一般会受到行政处罚。但是根据《草案》的有关规定，“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，处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”因此，不排除未来替考者与被替考者个人也将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能。

    在此次事件中，记者卧底替考的行为同样引起了舆论的热议，财新法治记者陈宝成对记者的行为提出质疑，他表示：

    第一，记者干了警察的活，在考场舞弊案中由记者行使侦查权，闻所未闻;

    第二，记者卧底替考组织参加高考，同样涉嫌犯罪;

    第三，提高新闻从业者的法律素养刻不容缓。

    但是，如上文所述，在组织替考行为本身尚不构成犯罪的前提下，记者卧底替考组织，毫无疑问，也是不能构成“组织考试作弊罪”的。那么，记者卧底替考组织的行为，是否构成其它犯罪呢?

    从行为客观性来看，记者的行为似乎满足了某些犯罪的特征，比如篡改身份信息并进入考场就有涉嫌伪造、变造居民身份信息证件罪的可能。但回归于理性，从社会危害性、侵犯法益的角度来看，该行为并不构成犯罪。记者卧底替考组织，既没有影响高考考场的平静与考试秩序，又没有对最后的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，也没有侵犯到相应的法益。

    从共同犯罪的角度，记者卧底替考组织是否构成共犯?组织替考的行为涉嫌多种犯罪，比如伪造国家机关公章罪、伪造居民证件罪等，而卧底记者明知替考组织者所实施的这些行为涉嫌犯罪，还积极提供信息、照片，甚至走进考场，该行为如何定性，是否构成共犯?

    笔者认为，记者卧底参与替考不构成共犯，因为记者与实际替考组织者并不存在共同的犯意。很明显，替考组织者与替考者是为了获取非法的利益，可以说存在共同犯意，属于共同犯罪。但作为卧底的记者，其主观上并不具有通过参加替考来获取非法利益的意图，恰恰相反，他正是基于能够揭露如此大规模组织替考的黑幕，更多地搜集证据，才会参与到整个过程中。既然不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，也就不能构成共犯。

    虽然不构成犯罪，记者在考试中揭露内幕的行为是否适当呢?在网络上有人对记者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的勇气与敬业精神十分赞赏。但笔者认为，记者的行为存在不妥之处，有违新闻伦理。

   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，记者与报社早已掌握了替考组织的诸多内幕，早在去年11月就与替考组织“接头”，参加组织，充当“枪手”并通过网络、电话等方式长期保持联系，甚至在考前几天与组织者见面，一起吃夜宵，入住安排的宾馆。令笔者疑惑的是，在此期间，记者均可以向警方报案，为何选择在考试之中曝光，是到了“千钧一刻”之时还是为了“吸引”受众眼球?
如果记者是在考试前揭发替考内幕，而不是等到了最后时刻，会不会挽救那些一时糊涂的替考学生?当日，被替考学生被警方控制，从新闻报道中看，孩子显得十分文弱。如果提前报案，被替考的学生或许还有机会去参加高考，等待他的或许是进入大学的机会，而非蹉跎一年的悔恨。从这一角度看，此次“替考”风波闹得沸沸扬扬，可能是揭露记者或《南方都市报》的一次报道“胜利”，却是以本可以挽回的考生损失作为代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