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怕您差评，国事和农村越糜烂，我的这种欣喜就越丰盈。

    不用再列举数据，来证明大陆各大城市的沉疴和新疾。堵车、雾霾、高房价、入托难、入学难，甚至找一块墓地都难，在北上广和大多数省会城市，早是众所周知的城市病。为了缓解这些病，政府限购房产、限购汽车，汽车又限行，各种办法用尽，也挡不住路面上滚滚的车流人流。最近，北京市政府又宣称将淘汰“ 低端人口 ” ，以减少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，举措之一就是派人到天通苑等一些低端社区清理群租房。

    住在河北燕郊的北京外来人口，暂时不用担心被清理，但很多年轻人的父母清晨五六点就得起床，替儿女在公交站排队。他们的儿女，每天至少要花 3 个小时往返北京市区和燕郊的住处。前些天，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研究组中心主任李铁对媒体坦称，北京不敢往燕郊修地铁，因为害怕北京市区的房价跌下来，而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与房价直接挂钩。

    既然大城市对外来谋生者如此不友好，他们为何还非要守着北上广不走？这些涌入北上广的人群，无疑加剧了城市病，并愈演愈烈。在目前的体制下，城市病有无治愈或缓解的可能？做为一个曾在北京工作过 4 年，最终逃离的外来务工人员，对上述问题，我想了很久，最后得出结论，城市病在现行体制下无药可医。

    无论在冠盖云集的北京，还是遍地流金的上海广州，官二代和富二代固然要比一般人家的儿女活得更滋润，也更易获得事业上的成功，但后者在大城市与在故乡比，活得不见得更滋润，却也更易找到一份工作，重塑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家族的未来。在他们的故乡，阶层早已固化，科技和工商业的落后，他们要么得重金贿赂当地领导，混入体制内食民之禄，与民夺利，要么苦苦挣扎，做个教师，或干个小生意什么的。

    北大博士冯军旗曾考察河南南阳某县的政治生态，在这个人口只有80 万，拥有一千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的农业县里，竟有 21 个政治 “ 大家族 ” 和 140 个政治 “ 小家族 ” ，除了人事权归省市的少数岗位外，这些大小大族可以说完全把控了体制内入仕晋升的渠道。大陆的政治体制又决定了，工商业也必须附丽服务于权力。没几个硬后台，你在县城开一个大一点的超市，都会被穿制服的敲诈勒索到破产。

    媒体人叶一剑曾以 “ 回不去的故乡，进不去的城 ” 来描述这种尴尬。当越来越多的人都挤进大城市取暖，纾缓拥堵最好的办法，无疑是把火堆分开，让人们不那么挤地获取光明和热量。可是，在大陆权力通杀的体制下，权力首先是用来自利的，官员们最先考虑的，永远是把自己所在的小区修漂亮，把上级领导视察必经的街区搞繁华，尽量为子女所在的学校拨款。其他人想蹭点权力的便宜，享受更好的市政和教育资源，除了往大城市里挤，别无他法。

    官民生活如此，那些办厂经商的，当然也得逐权力和人流而动或驻。大城市在聚集足够多的经济总量之后，其商业逻辑和对规则的先天需求，会在权力的重压下，挤出一些相对自由公平的空间，提供给那些有进取心而缺乏权力资源的人。在中国，这些空间弥足珍贵。那些即使一天挤三四个小时公交车，也舍不得回老家的年轻人，图的就是这个。

    最近，关于北京首都行政 “ 副中心 ” 的话题很热，是保定、通州还是廊坊，众说纷纭，乌龙迭出。在众声喧闹的背后，权力之手对城市定位和发展模式的决定性影响展现无遗。

    权力的自利，导致资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。掠夺性的土地制度，更给城市病的棺木砸了一圈结实的抓钉。中共在 1982 年版宪法中，添了一句 “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” ，授权国务院管理城市土地，又通过土地法，由国务院授权地方政府管理国有土地。偷梁换柱、暗渡陈仓之后，地方政府俨然成了城市土地的合法拥有者，又可以通过编制城市规划，改造城中村等，不断将城市周边原本属于农民的集体土地转为国有，大搞土地财政。所有想在城市驻足的人，都必须跟着政府的规划图走，而趋利而非民生是政府的首要目标，城市建设“ 摊大饼 ” ，甚至 “ 造鬼城 ” 因而无法叫停。

    在农村，数千年来一贯的土地私有制，在经过土改和 “ 大跃进 ” 运动后，已面目全非。 “ 改革开放” 后，农民没有收回自己的土地，而要从村集体 “ 联产承包 ” 。在法律上，农民的田地和宅基地都不再属于自己，而属于听命于党委政府的 “ 村集体 ” 所有。这还不够，政府之手又通过县级国土局和乡镇国土所直接伸入村庄，对集体土地上下其手，农民连建所婚房，就得经政府批准，往往要被敲诈一笔钱。政府如果愿意，可以随便画个圈，禁止圈内的农民自建房。前些天，河南省夏邑县一农民在院子里捅死乡干部，原因即在此。

    政府又将土地所有制与用途挂钩，在村集体土地上只能种庄稼搞养殖，要想进行商业开发，必须由政府先低价征收，再以数十数百倍的价格招拍挂卖出，赚一大笔土地出让金。政府标榜这是为了保护耕地，可不难看出，这种制度是在鼓励政府侵占耕地搞商业开发，政府又有暴力工具，强拆血拆于是遍地开花。

    在这样野蛮扭曲的土地制度下，底层百姓无论农民还是市民，都无法利用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建恒业、立恒心，只能成为世世代代为蜗居付出高价的奴民。要想解决城市病，唯一的出路就在农村。但自从中共建政以后，农民就一直被剥夺了利用自己的才智力，盘活土地价值的权利。

    农村连自己的村民都留不住，更别谈为大城市分流了。在权力主导中国及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之后，大城市只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病，像无数只残暴肮脏的怪兽，不停吞噬人们的血汗和梦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