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魏玛时代的德国法官并非如许多历史学家宣称的那般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，主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一个司法系统，而不单单是一个法官制度。魏玛共和国的法官，只是包括政治机构、议会和司法部（在普鲁士，由团结的民主政治家们掌控）所组成的系统的一部分。还有调门洪亮、分布广泛、政治派别光怪陆离的媒体；以及，尤其是还存在着私人执业律师。所有这一切都能够、而且也确实会对法庭上发生的事情产生影响。像利滕这样激进的辩护律师，不但能够获得传唤证人和在法庭上发言的权利，也能够动员这个系统中的其他部门，特别是媒体和游说团体。

    魏玛是一个属于进步的法律新闻的伟大时代，柏林-莫阿比特又是库尔特·图霍夫斯基、瓦尔特·基奥伦和莫里茨·戈德斯坦（又名“Inquit”）等才华横溢的作家出没之地。法官和检察官们不停抱怨他们不得不应对的媒体关注。《柏林晨间邮报》上的一篇文章说：“在柏林，整个司法当局贴身紧挨着一个时刻保持警惕的部门，一位永不退场的检察长，一家准备插手任何案件的媒体。”在魏玛时代，需要坚忍不拔、麻木不仁的，不仅仅只是法官。法庭和司法部的记录，还需要忍受媒体对证人的个人决定产生的巨大影响。

    魏玛时代也见证了许多自由派和左翼法律协会、游说团体的成立。除了“人权联盟”和“红色救助会”（他们提供的支持对利滕开展的辩护工作至关重要），还有柏林的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律师们组建的“刑法协会”，在职业活动中，他们总是发现，自己身陷于更为保守的同行们的冲突之中。立场十分保守的法官协会包括“德国法官协会”和“普鲁士法官协会”，他们的自由派同僚则加入（无可否认，规模要小很多的）“共和国法官联盟”，后者还出版了一份有影响力的杂志：《正义》。

    不过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才是将公众观点带入法庭、引领法官作出他们本来不会作出的裁判的最重要推手。刑事辩护律师的任务，是充任国家的几乎永恒的反对派。所以，刑事辩护律师在法庭之上享有的独立和权力的程度，是衡量整个社会的自由、宽容、多元程度的可靠指标。1890年初，俾斯麦时代终结，自此以来，德国的政治文化日趋开放，德国法庭上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力得以迅速加强，在魏玛时代最后数年中，到达了一个巅峰。这样一种局面，是“二战”结束多年以后也无法与之相比的。魏玛时代伟大的律师们，马克斯·阿尔斯贝格、埃里希·弗赖、阿尔弗雷德·阿普费尔、鲁道夫·奥尔登、保罗·莱维、路德维格·本迪克斯、约翰内斯·韦陶厄尔、马克斯·希施贝格，当然还有汉斯·利滕，他们代表了一批才华横溢之士，是构建魏玛时代柏林的艺术、文学、科学荣耀的一部分。

    如今，德国律师在寻找献身民主的模范时，所找的正是魏玛时代的这些律师。阿普费尔，是他们当中最坚定的人之一，在1931年，他赞颂律师们在法庭上的影响力，以及柏林法庭中法官们的水平（世人对此误解很深）时写道：“我相信，如果辩护时以更加精确的方式贯彻法律，至少有一半政治犯，可以获得无罪释放。”“对于在他们所厌恶的政治案件中，在将被告人无罪释放的问题上，思想开放的”法官和检察官的人数，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”要多。即使在1933年以后，纳粹党也要回过头来歌颂这些左翼律师的力量，还有常常与他们并肩作战的记者们。在1936年一场主题为“法律学术中的犹太人”的会议上，一位法律教授声称，在“改革”（意指纳粹掌权）之前，人们“常常注意到”，“单个的犹太人，比如斯林或者阿尔斯贝格”，在刑事司法系统中已经变得十分突出，成为对“自觉的德国人”的挑战。这位教授还发现，利滕是这个问题的典型例子。上述伟大律师都是犹太人，至少纳粹党对这一点是非常关切的。

    魏玛时代的极右翼当然会觉得，法庭中发生的事情都是冲着他们来的。正如我们所见，奥托·卡梅克是最杰出的纳粹辩护律师之一。1931年，“暴风33队”队长弗里茨·哈恩取保候审期间，卡梅克写信给哈恩的雇主，对哈恩能否获释表示悲观。他写道：“最近，法院对政治案件的裁判，变得异乎寻常地严厉，即使对仅仅在犯罪现场出现过的那些人，即使当时他们根本没有参加暴力行动，法院也很容易倾向于给他们定罪。”1929年，极右翼的《德国时报》列举了它所认为的可能使一位法官的职业生涯受挫的几种行为：如果他无罪释放了“女法官”（Feme judges）（右翼谋杀团体的成员），他会立刻被降职到低级岗位；如果他侮辱了左翼自由派杂志《日志》，他会被调往民事法庭；如果他谴责一名黑帮名人，他会被流放到小城镇中去。

    有时候，人们会说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会遵从大选结果。在一直掌权到1932年的团结的民主联盟主导下，普鲁士也同样如此，尤其是在施密特于1927年执掌司法部以后。不过，法院会遵从大选结果的这种说法，却是一把双刃剑。在1932年，日益清晰的一点是，可怕的经济和政治危机，加大了政府快速重回独裁之路的危险，随之而来的，则是德国法治的土崩瓦解。